中国能源安全现状与矛盾转变

转载 暗潮  2018-06-04 12:23:25  阅读 98 次 评论 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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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动力。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社会长治久安至关重要[1]。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动态的系统性问题,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能源供应国和消费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和复杂,能源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重点关注和优先解决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能源技术的突破发展,国际能源格局正在重塑,能源供求关系深刻变化,能源经济出现新的趋势,中国能源安全的内涵、现状和主要矛盾都呈现新的特征。

1 能源安全概念及其发展

1.1 能源安全概念的文献回顾

能源安全概念具备一定的主体性和动态性,不同行为主体基于不同立场,在不同时间段对能源安全的界定不尽相同。能源安全概念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中,它的初始要义是防止石油供应中断,确保进口国石油供给安全。国际能源署(IEA)[2]的定义也是以进口国“可承受的价格提供不间断的能源供应”为中心的。

随着社会经济与能源行业的不断发展,能源安全定义被逐渐丰富。莫尔(Maull,1984年)[3]按功能差别把能源安全概念分为能源的经济安全(供给安全)与生态环境安全(使用安全),前者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本目标,是“量”的概念,后者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高级目标,是“质”的概念,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耶金(Yergin,2006年)[4]按能源消费国和出口国区分不同主体,认为能源消费国的能源安全是在可承担的价格下,充足能源供给的可获得性;对能源出口国来说是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出口市场“需求安全”。

综合化定义是能源安全概念的发展趋势。亚太能源研究中心(APERC)[5]提出的能源安全4A定义颇具代表性:1)能源资源的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包括能源的储量、开采技术、经济价值和储采比等客观因素影响能源是否可利用;2)能源资源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包括能源地缘政治、运输通道安全、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水平等影响因素能否阻碍能源的可获得;3)环境的可接受能力(Acceptability),能源使用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否阻碍环境的可持续;4)能源投资成本的承受能力(Affordability),涉及能源的勘探、开发和投资成本,消费者是否可承担能源商品价格。

新世纪的能源安全概念凸显鲜明的环保与经济性特征。索瓦库尔(Sovacool,2011年)等[6]认为能源安全是一个关系到如何平等地提供可使用、可负担、可靠、有效、环境友好、适合监督的和社会可接受的能源服务的复杂问题。纳鲁拉(Narula,2014年)[7]提出了可持续能源安全的概念,“以可负担、公平、高效、环境友好的方式提供持续的能源服务”。曼茨(Manz,2013年)等[8]认为气候变化的影响会促进清洁能源技术的转型升级,会促使全球气候安全被收入能源安全的内涵中。综上所述,能源安全概念的内涵不断丰富,综合化趋势明显,综合能源安全应由能源供给安全(来源、价格、通道)、消费安全(数量、结构)、使用安全(平等、环保)、经济安全(能效、经济)组成。

1.2 中国能源安全发展概述

作为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油气供给是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内容。张文木(2003年)[9]认为中国能源安全并不是供给总量与需求总量的矛盾,而是由清洁能源需求刚性上升而供给严重不足引发的结构性矛盾,石油短缺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张宇燕(2007年)[10]认为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是石油供给安全问题,其中运输安全方面最为薄弱。张雷(2001年)[11]认为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在资源保障能力、供需平衡压力、石油及制品进口和生态环境恶化4个方面。黄晓勇(2016年)[12]在能源的可获得性、运输通道的安全和价格的可接受性3个方面之外增加了能效与环保因素。

近年来,能源发展的低碳化和清洁化已成为共识。班巴瓦莱(Bambawale,2011年)等[13]从能源使用者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能源安全,认为化石燃料的供应安全在中国最重要,同时指出了环境因素的重要性。雷恩(Ren,2015年)等[14]认为中国应该优先发展低碳能源来提高能源安全水平。马妍(2016年)[15]认为能源产业的投资安全和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上升为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李雪慧(2017年)[16]也认为环境安全取代供应安全成为当前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问题。

以上学者从不同时空、不同角度对能源安全概念和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进行了颇具参考价值的研究,但他们的阐述仍存在能源安全概念和内涵单一,对当前中国能源安全主要矛盾把握不准确、不全面等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究综合能源安全概念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中国能源安全现状和主要矛盾的讨论。

1.3 中国现代能源安全体系

中国现代能源安全是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拓展的综合能源安全体系。能源供给和消费牵动国内外两个市场,能源的生产和使用带来的外部性不局限于一处一地,传统能源安全的概念已经无法充分解释中国现在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也无法正确引导当今中国的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中国迫切需要以综合性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现代能源安全的内涵,中国现代能源安全除了传统能源安全中的供给安全、价格安全和通道安全之外,也要重视能源消费结构平衡问题,重视能源使用安全中的平等、环保议题,重视能源经济安全中的能效和能源投入方式同经济发展的关系,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中国现代能源体系[17],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国现代能源安全是一个包含能源供应安全、消费安全、使用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综合能源安全体系,这4个部分相互依存,互相影响(见图1):能源供给安全是综合能源安全体系的逻辑起点,是能源消费安全的前提和基础;能源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直接影响人们平等、环保地使用能源的权力即能源使用安全;绿色环保的能源政策,节能减排的能源使用方式从能效和产业结构上改善能源经济安全;经济活动中能源强度下降、能效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都将减轻能源供给安全的压力。本文主要从这4个方面进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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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能源安全现状

2.1 能源供给安全

中国具有“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主要化石能源储采比较低,自给能力较差。BP公司统计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煤炭储采比为72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53年,中国是煤炭储量第二大国、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煤炭资源的开采强度大,虽有较强的自给能力,2009年已成为煤炭净进口国。中国石油资源储采比为17.5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0.6年,大庆、长庆和胜利等老油田已不同程度进入衰竭期,而鲜见新的大型油气田,加上国际油价持续低位,国内石油行业被迫削减高成本产能,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石油产量为19969万吨,比上年下降6.9%,石油进口量为38101万吨,比上年增长13.6%,全年净进口37807万吨,超过美国首次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净进口国。中国天然气储采比为38.8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2.5年,自2007年成为天然气进口国后,进口量逐年增加,中国未来成为天然气进口大国的预期明朗。

美国“页岩气革命”成功后,国际能源环境逐渐宽松。一是水力压裂、水平钻井和深海钻井等技术使得以美国页岩油气、加拿大油砂和巴西盐下层油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资源焕发活力,西半球成为世界新增油气资源的主力,世界能源供给中心“西移”趋势明显[18]。美国“能源独立”近乎实现,美洲、非洲和中亚地区的油气产量提高,全球能源市场的有效供给大幅提升。二是俄罗斯、加拿大和哈萨克斯坦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家的石油产量猛增,欧佩克的市场份额被稀释,2016年欧佩克限产保价行动效果不佳表明欧佩克对能源供给市场的控制力式微,石油断供风险大幅下降。总之,全球能源市场已由供应短缺转向供应过剩,由单一转向多元,由局部平衡转向大范围优化[12],由资源主导转向市场主导。

中国主要化石能源进口量逐年提高,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中国2009年已经成为煤炭净进口国,进口来自澳洲、印度尼西亚、南非和美国的高热值低硫海运煤,2016年煤炭对外依存度为10.7%。随着环保压力持续加码和产业结构深入调整,本土煤炭供给能力萎缩,相对竞争力下降,中国对海运煤进口的依赖将会进一步加深。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石油供需缺口一直较大,2017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为67%,远超50%的国际公认警戒线(见图2)。在2006年之前,中国天然气完全自给,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气代煤”“以气发电”推广力度加大,中国天然气的需求量激增,2017年对外依存度攀升至39%(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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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气资源进口多元化初见成效,进口来源国家集中度有所下降。2016年,中国原油进口量的48%来源于中东地区,其次分别为非洲地区和中亚-俄罗斯地区,10大对华原油供应国中有6个是中东国家。其中,进口量最大的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安哥拉共占39%的份额,进口量最大的3国进口集中度(CR3)较2010年有明显下降,近年来一直呈稳步改善的趋势(见图4)。中国天然气进口来源多元化趋势较为明显。2006年,澳大利亚是中国唯一的天然气进口来源国,2007年有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2国,2008年加上埃及有3国,2016年中国天然气进口来源国超20个,进口量最多的3个国家合计进口量占比为71%,较2006年下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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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能源消费安全

世界能源消费中心已由传统的西方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处于优势地位。欧美的主要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近年来能源消费需求增长逐渐停滞,全球占比不断缩小。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5年经合组织国家的基础能源需求总量(TPES)比2014年下降0.3%,且2005-2015年以0.3%的年均速度下降,占比已由1971年的61%下降到2015年的39%,其中美国占16%,较1971年的29%下降了13个百分点 [19]。BP公司认为,世界能源几乎所有增长需求都来自经济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其中中国和印度合计占增长量的一半,中国有望成为能源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激增,能源消费结构失衡。BP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能源总消费增长5.3%,达30.5亿吨油当量,居世界第一,占比23%,连续16年消费增速最快。中国于2016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国际能源署认为,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消费国,同时将成为与欧盟等量级的天然气消费市场。中国能源消费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煤炭消费占比畸高,油气消费占比不充分,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比例较低(见表1)。2016年,中国煤炭消费占比61.83%,是美国的4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石油消费比例分别只有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2,天然气消费比例分别只有美国的1/5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除水电占有地理条件优势外,中国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比例普遍低于美国和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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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能源使用安全

中国能源人均占有量少,消费水平较低,能源贫困问题较为严重。BP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均石油占有量为2.54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8%;天然气人均占有量为3916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煤炭人均占有量为177吨,达到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为2.21吨油当量,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为经合组织的1/2。中国的能源贫困问题较为严重,《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6》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费量为3927千瓦时,不到经合组织国家的1/2(见图5)。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尚有33%约4.57亿人口未能使用上清洁的炊事能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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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利用技术水平较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1千克,分别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43千克、经合组织国家的0.24千克、日本的0.19千克和美国的0.3千克[12]。2015年中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为90.41亿吨,占世界总排量的28%,居世界第一位,远超美国(49.98亿吨)、印度(20.66亿吨)、俄罗斯(14.69亿吨)、日本(11.42亿吨)等排放大国。中国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为6.6吨,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大量使用对生态环境影响严重,以大气污染为例,按照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测算,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别为1363万吨和1258万吨,而2014年这两项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分别超出环境容量的45%和65%,环境承受力长期超载。

2.4 能源经济安全

能源经济安全指能效和能源投入方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能效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由能源强度来衡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个国家的能源强度一般会上升,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变革,能源利用技术提高,一个国家的能源强度开始下降。中国目前的能源强度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按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2015年中国能源强度(每创造1千美元GDP所耗费的标准油吨数)为0.33吨,高于经合组织(0.11吨)、美国(0.13吨)、日本(0.07吨)、巴西(0.13吨)和世界平均水平(0.18吨),在能效上仍有提高空间。

能源投入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能源投入方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由能源消费弹性系数①来衡量。在工业化前期和中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大于1,表明能源消费增长快于GDP增长;在后工业化时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小于1,表明能源消费增长低于GDP增长。一般来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小于0.5是一个国家能源消费与经济都健康发展的表现;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降至0.2左右,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更多依靠科技进步、管理改善和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是能源数量累加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直处在波动和变化中(见图6)。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都处于极低水平,1997年中国首次出现买方市场,产业结构调整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能源需求疲软,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达到谷底。2002-2005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超过1,主要是由于投资增长率过高,某些行业发展过热,使得能源消费快速增长。从2011年开始,中国进入经济结构调整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路下降。2016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消耗成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维持在0.2的良好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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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变化及应对

3.1 能源供给安全的主要矛盾由外部转向国内

困扰中国多年的能源供给外部矛盾已经缓解。国际能源格局变动为中国能源供给安全带来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国际石油市场自2014年起延续供给过剩的局面,进入买方市场,对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中国来说是重大利好。

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压力缓解。2017年,中缅油气管道正式向中国境内供油,中国已正式建成东北、西北、西南陆上和东部海上四大油气运输通道。近年来,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能源运输通道安全提供明确法律保障外,世界各国积极参与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加强海岸巡逻,联手打击海盗。

中国获取外部能源的成本大幅降低。2015年以来,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低位震荡,由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主导的定价权被油气大量增产瓦解[1],能源定价结构更趋多元化,由价格暴涨暴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下降。

提高本土能源产量的重要性大幅提升。解决中国能源内外供给矛盾、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和集中度的主要途径在于提高本土能源产量,立足国内多元供应保障安全[16]。能源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产业链的资金、技术密集,是带动就业和缴纳税费的重要支柱型产业。立足国内能源生产确保能源供应,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大局,事关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大业,因为成本较高就忽视能源本土供给并削减国内产能的做法,不仅不利于维护中国能源供给安全,也无益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国应当将国内供应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的主要渠道,发挥国内资源、技术、装备和人才优势,加大本土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提高主要能源储采比,避免能源自给率的下降,加强国家能源治理,开源节流深耕本土资源开发,不断提升能源供给的内力和稳定性,完善能源输配网络和储备应急体系,大力发展非常规能源,力争到2020年全国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能源供给安全体系。

3.2 能源消费安全的主要矛盾由消费总量增长转向消费结构不合理

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矛盾地位正在下降。中国正在政府主导下积极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转变能源消费理念,强化工业、交通、建筑节能和需求侧管理,重视生活节能,切实扭转粗放用能方式,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延缓能源消费总量的过快增长。近年来,中国国内能源供应能力总体稳步增长,能源产业实力不断增强,获取海外资源的能力快速提高,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为代表的国有能源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获取“份额油气”成果显著。与此同时,中国的能源外交取得成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能源输出大国建立了密切友好的能源经贸关系,达成了稳定长期的能源合同,大大提高了中国获得海外能源资源的能力,缓解了能源消费总量增长带来的供给问题。

结构性矛盾上升为中国能源消费安全的主要矛盾,消费结构失衡严重威胁中国能源消费安全。中国和印度是目前仅有的煤炭在能源消费中占比超过50%的两个国家,中国油气消费占比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石油消费占比仅为美国的1/2,清洁能源天然气的消费占比更低,仅为世界的1/4,美国的1/5。主要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完成了石油消费超过煤炭的转变②,进入“石油时代”。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煤炭消费占比畸高,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62%,油气占比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非化石能源比例偏低,这既不符合现代能源体系综合均衡的现实要求,也不符合现代经济绿色环保的发展要求。

消费结构失衡也对能源使用安全和能源经济安全产生直接负面效应。化石能源消费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其中煤炭对微颗粒物(PM2.5)的贡献率超过34%,燃烧同等热值的煤炭比石油和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分别多22%和41%,且含有更多的硫化物和PM2.5。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加之煤炭开采、利用方式粗放,严重影响能源经济性和生态环境。近年来,节能减排的压力不断增大,中国构建清洁、高效能源消费结构的任务更加紧迫,能源消费结构低碳化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根本对策,“去煤化”已经成为共识。2016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煤炭行业去产能的大幕正式拉开。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6年中国煤炭表观消费量为36.1亿吨,比上年下降7.7%,比2013年煤炭消费峰值(42.9亿吨)下降16%。

中国应当立足一次能源多元化的总体需求,把发展清洁低碳能源作为优化能源消费结构的主攻方向,致力于煤炭去产能和清洁煤的使用效率,通过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逐步降低煤炭的消费比例。同时大力发展非煤能源,进一步提高油气消费比重,大幅提升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消费比重,形成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多元化能源消费结构。

3.3 能源使用安全的主要矛盾由供需失衡转向平等环保

能源供给安全是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性目标,是“量”的矛盾,能源使用安全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高级目标,是“质”的矛盾。能源供需失衡矛盾严重制约能源使用安全。中国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实现了石油自给自足,富余部分还能够出口创汇。自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一直在不断调整适应能源进口大国的角色,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成为能源资源的追逐者,“亚洲溢价”的承担者,能源秩序的接受者,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近年来,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有所缓解,作为油气消费重要增长极的中国已成为国际能源市场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供求两端、能源定价机制、国际能源合作、国际能源秩序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能源进口强国的话语权与主导能力显著提高,能够在国内、国际两个能源市场中进行“量”的调配,妥善处理供需失衡的基础性矛盾。

能源使用安全事关人们平等、环保地使用现代能源的权力,属于能源安全的高级目标。能源使用水平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均能源占有量、消费量都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城乡、地域能源使用水平不均衡状况尤为严重,使用薪柴能源进行炊事活动的人口仍有1/3,离彻底解决能源贫困问题还有差距。解决能源贫困问题是国家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防治大气污染的重要内容,不仅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是人们生活水平的真实体感和重要指标,能源使用的平等问题亟需得到重视和解决。另外,绿色低碳是未来能源开发和使用的必然要求,环境和生态安全是影响中国综合能源体系的主要因素[21]。能源使用产生的负外部性扩散导致中国当前环境和气候问题日益严重,雾霾和酸雨等恶性环境事件频发,危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目标的内在要求,是一项紧迫而长期的任务。

增加现代能源的供给使用是解决能源贫困的关键。一是统筹区域间能源供给关系。加大能源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的投入,加快构建现代能源储运网络,优化建设电网主网架和跨区域输电通道,着力解决西部和东北等地区群众用电问题。二是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加快分布式新能源的开发。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吸引多方投资,发挥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各自在开发、建设中的作用。三是继续发挥西部和东北地区能源资源优势,优先布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从供应端缓解能源贫困问题。四是加快西部和东北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借助城镇化对能源贫困人口的迁移契机,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现代能源利用比例,提高人均用电量。

坚持绿色低碳战略,化解能源使用的环保矛盾。绿色低碳战略主要通过能源科技手段,构建和完善“政-产-学-研”合理分工、密切合作的能源科技创新机制来实现。一是发挥好政府对能源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依托国家能源科技和工程技术中心,共建能源技术研发平台,跟踪世界前沿能源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开展重大能源工程的技术论证,力争在重大能源技术攻关中有所突破。二是发挥好企业能源科技创新主力军作用,创造企业争先采用绿色环保能源技术和设备的良好风气,鼓励和支持能源企业及用能单位在节能减排、新型能源、能源互联网等方面增加技术研发投入,将企业节能减排目标与国家绿色低碳战略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大力提倡个人节能减排、绿色生活的习惯养成,鼓励绿色出行和低碳生活方式,创造节能环保的良好社会风气,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力争实现中国在《巴黎协定》中的减排承诺。

3.4 能源经济安全的主要矛盾由要素投入转向经济结构

能源经济安全的实质是经济发展方式矛盾,依靠能源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失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牺牲能源利用效率,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方式下,能源需求量快速增加,能源消费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能源消费结构畸形,能源强度高,付出了高昂的资源和环境代价。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拉动内需的环境下,高投资、高消耗、高浪费之风重燃,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产能过剩、能效低下、重复建设、低质量项目盲目上马的现象严重,资源和环境欠账累加,粗放型发展方式的负面效应不断放大,能源资源消耗不堪重负,生态环境污染已经危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在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应彻底摈弃“发展=增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坚持“发展=效率”,即科学供给、创新驱动的集约型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的深度调整,增长动力也由要素投入驱动转向优化结构驱动。2016年以来,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维持在0.2左右的良性水平上,说明此时能源消费量投入的累加效应已经极度弱化,能源消费增量无法带来相同增量的经济发展速率,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方式已经失效,盲目做能源增量的“加法”,带来的只有资源和环境的“减法”。在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较低的情况下,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才是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也是减少能源消耗、提高能源效率、降低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维护中国能源经济安全的重要抓手。中国应从产品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3方面科学引导经济结构调整。1)产品结构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对产品载能结构调整,推动从能源和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减少高载能产品的生产和出口;2)产业结构方面,要降低工业和高耗能产业比重。世界工业平均能耗占比33%左右,而中国工业能耗占比超过70%,其中能源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四大高耗能产业能耗占总耗能的1/2,如果工业所占比重降低1%,服务业提高1%,能源强度就可以降低1%;3)区域结构方面,应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区域布局,高耗能工业应布局于中西部能源富集地区,减少因长距离输送带来的不必要的能源损耗,同时产业结构、区域发展格局也将会有相应的积极变化。

4 结论

能源安全是一个主体性和动态性的概念,不同主体在不同时空下的能源安全内涵会有所改变。随着国际能源格局重塑,传统的能源安全概念(供给安全、价格安全、通道安全)已经无法解释中国面临的能源安全问题,中国形成综合能源安全体系的需求极为迫切。

经过对中国目前能源供给安全、消费安全、使用安全和经济安全4个部分现状的研究发现,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主要矛盾和应对措施已经发生了变化。1)能源供给安全的主要矛盾由外部转向国内。国际能源格局的变动为中国带来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供大于求,中国能源供给的外部压力已经减轻。反观国内,主要基础能源储采比较低,自给能力较差,直接导致对外依存度和集中度较高。2)能源消费安全的主要矛盾由消费总量转向消费结构。世界能源消费中心已经由西方国家向亚太地区转移,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处于优势地位,消费总量矛%quot;text-indent: 2em;">[11] 张雷.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探析[J]. 中国软科学,2001 (4): 5-10.

[12] 黄晓勇. 能源博弈论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13] BAMBAWALE M J, SOVACOOL B K. China’s energy security: the perspective of energy users[J]. Applied Energy, 2011, 88 (5): 1949-1956.

[14] REN J, SOVACOOL B K. Prioritizing low-carbon energy sources to enhance China’s energy security[J]. Energy Conversion & Management, 2015, 92: 129-136.

[15] 马妍. 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J]. 现代国际关系, 2016 (11): 55-62.

[16] 李雪慧. 全球能源格局变动,中国能源安全状况改善了吗?[J]. 中国能源,2017 (9): 25-31.

[17] 国家能源局.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S].

[18] DANIEL YERGIN. Oil’s new world order[N].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9, 2011.

[19] IEA. World energy balances:overview[R]. 2017.

[20] IEA. Key world energy statistics[R]. 2017.

[2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

①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是能源消费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增长率之比,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情况和能源消费情况的重要指标,影响该系数的因素主要有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价格和能源技术等。

②美国、西欧、日本、苏联石油消费分别于1951年、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3年、1965年超过煤炭。

(来源:国际石油经济,作者:李齐,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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