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几乎不再发明任何东西

原创 暗潮  2016-11-01 14:45:55  阅读 71 次 评论 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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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几乎不再发明任何东西
作者:王福重

中国人聪明,这一点,自己肯定是承认的,我们有著名的四大发明,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中国人足够聪明吗?中国人聪明,也有不少外国人认可,除了客气,也因为他们发现,中国人能记忆很难记住的东西,能学会非常复杂的知识,不管是现代科学知识,还是易经、八卦。可是,奇怪的是,近代以来,曾经有过若干重大发明的中国人,似乎就再也没有发明过什么。无论是飞机还是火车,电视还是电脑,微积分还是化学方程式,卫星还是导弹,这些极大改变人类面貌,增进人类福利的发明,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中国人,这些东西照样会发明出来,可是如果没有英国人,没有美国人,这个世界也许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当然,我们学会了很多技术,模仿了不少发明,比如卫星上天,神州飞船发射,超级杂交稻,我们都做到了,但是它们的原始发明,都不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只是学习并略为改进了一点而已,不是发明,不是创造。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发明,是对人类有重大影响的基础性发明或者创造,比较细碎的、零散的技术发明不算在内。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在古代我们有些发明,原因究竟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就一个,人太多。因为,只要人群足够大,人足够多,而人的智力分布是遵循正态分布的,那么,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比较聪明,智商比较高,在这些人当中,又会有一部分人,对于事物的内理抱有兴趣,他们喜欢并留心观察事物,“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其中的幸运者,单单靠着灵机一动,就会做出一些发明成果。

而最常见的情形是,人足够多的情况下,分工和工种就多了起来,百业俱兴。各行各业在生产中会碰到一些技术性难题,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就会有一些发明出来。比如,人多了,对家具等的需求就大,对木匠的需求跟着大起来,木匠就多了,其中那些比较聪明的工匠,就会在日思夜想后,靠着某种机缘巧合,发明锯子。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发明,道理都与锯子类似。所以,我们古代有些发明,毫不奇怪。不但是中国人,留心一下历史,古代科学技术的历史,就会知道。

其他的早期文明,都有至少不亚于我们所谓“四大发明”的许多发明。如阿拉伯人就发明了钟表,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叫他们文明出现的早呢,出现的早,人多到了一定时候,加之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特别是战争的需要,一些初级的、粗燥的技术就会发明出来。古代的这些发明,并不表明,中国人或者其他文明古国的人,就是一群具有超级智慧、善于发明创造的人。不过就是人多后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已。

那么,既然古代那些发明,并不能证明我们是一群特别卓越的人,至少不比其他文明国家的人更聪明。那么,近代以来,我们没有任何重大的发明,似乎就不是什么特别难以理解的事情。

然而,问题在于,正如世人的通常看法,中国人并不笨,甚至是非常聪明的,何以人家,比如英国人和美国人,发明了那么多东西,我们却不再有任何发明了呢?
原因太过复杂,远非写几本书能够说得明白,我们在这里只是撮要地列出几个我们认为最基本的原因,虽然只是简单的几条,我们却认为这恰恰就是根本的。我们以为,有五个基本的原因。

第一, 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素来缺乏兴趣

中国人,主要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兴趣,都在两个方面,一是仕途人伦,一是旧有的知识。隋文帝杨坚开创了科举制度,自那时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科举考试的成功者,全部成为各级官员。科举不同于如今的考大学,现在考上大学只是一个通行证。学生考上大学后,并不就去做官做事,而是先要经过若干年的系统学习,掌握了系统的知识后,才开始做事。而科举得中的人,直接就做事,也就是做官了。做官了就不用再做学问了。他们的主要心思就是捉摸如何忠君、晋阶了,他必须懂得并遵循为臣之道,这是做臣子的人伦。汉朝后的知识分子,都是读着儒家的经典出来的,无论是《论语》、《孟子》还是《中庸》,讲的无非是为人之道,人伦大体,孔子就认为为政的首要在于正名,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世界就是一个人伦的世界,知识就是关于人伦的知识,至于科学,它们根本就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之外。

也有一部分人,或者出于兴趣或者出于做事的需要,也会对学问有一定的需求。不过,他们做学问的底子,就是自己科举前读过的那几本书,即四书五经。他们认为,古代的那些圣贤书,已经穷尽了世界的真理,记住就可以了,自己根本不需要怀疑,更不需要创造任何新的东西。相反,创造本身,甚至就是亵渎了先贤。所以,自己的本分,就是继续更加深入的理解、体会圣人之言。做学问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把先贤的思想发扬光大,而主要的方法就是考据、辞章。胡适就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工作就是生产更多的故纸堆。不信,我们看看从古至今,中国最有学问的那些人,孔子、朱熹、顾炎武、陈寅恪的学问之法和成就莫不如此。
也不是完全没有例外,比如,同是官员的西汉的张衡就发明了候风地动仪,这是怎么回事呢。自然,张衡是他那个时候,世界级水平的科学大家,很聪明,可是天文历法是张衡的工作,由于工作关系,张衡才会把部分精力花在发明地震仪器的工作上,这差不多是一项政治任务,根本就不是纯粹凭着对科学的兴趣做出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力不在科学上,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科学发现的历史表明,科学发明主要是个人出于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兴之所至,醉心于彼的结果。什么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必定是那些生活无忧,可以排除世俗纷扰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对科学充满热爱,不必担心外界因为自己关注科学,而对自己有什么不利。生活无忧是做研究的前提,对一般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历史上生活无忧的时代恐怕是太少了,每日付出艰辛,连勉强糊口都难,哪里会有心思和精力去想科学这劳什子呢。如果像大昆虫学家法布尔那样,整天去观察虫子的习性,还不被周围人当成傻瓜,笑话死。

但是,中国的士大夫们的生活却是好的,国家干部嘛,起码是衣食无忧,可是为什么也对科学兴趣不大呢?那是因为官场太过复杂,人际关系十分敏感,稍有不慎,或者疏忽,做错事,说错话,得罪了人,就有掉脑袋的可能,岳飞就是个典型,岳飞何其雄才大略,文武全才,最后还不是死于“莫须有”的罪名。莫须有,就是“也许有,也许没有”的意思,岳飞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所以,官员们每天都战战兢兢的,全神贯注犹嫌不够,还可能像岳飞一样被人陷害,怎么还会有兴趣关注外部世界呢?

第二, 思维方式存在严重的缺陷

我们说科学的发现主要凭着个人的兴趣,可是兴趣仅仅是基础,完成科学的发明,还必须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特别是依靠科学的思维方法,才能成功。这是必备的条件。在思维方式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存在严重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直观外推式的。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和道德观,中医的经络理论、望闻问切的诊病方法,吃什么(部位)补什么(部位)的营养观,气功和太极的健身理念,都是直观外推这种思维模式的典型表现。

直观外推的思维方式,是根据事物的外部特征,外部联系,来推测事物的内里。这不是完全没有一点功效和道理,但是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这种思维方式才奏效。而科学则是对事物内部联系的探究,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工具和方法,才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中国人在说到某人聪明的时候,其评判标准往往和思维能力无关,差不多是说这个人记忆力好,能够记住,知道很多东西。比如一个人,记忆超群,把二十四史都背下来了,《红楼梦》都能倒背如流(茅盾先生就能),这就叫聪明了。直到今天,我们说一个小孩子聪明,还是说这个小孩子能背多少首唐诗,背下百家姓,背圆周率的小数点后的几百位等等。

可是,虽然记忆力不是跟聪明毫无关系,它确实也是人的智力的构成要素之一,但是,它却是比较不那么重要的智力因素。智力或者聪明的主要标志应该是思维的敏捷和严密、准确,是推理和想象的出色。恰恰在这些方面,我们不太出色。而且市场表现出某种油滑来,比如“脑筋急转弯”的游戏被很多人津津乐道。比如,“一加一什么时候不等于二”之类。

直观外推的思维,说得难听一点,就是一种比较懒惰,试图逃避问题本质的办法。它导致我们机械的重复已有的知识,而不去创造新的东西。比如,中国人学习的能力很强,也喜欢学习,善于记忆,可以掌握别人已经发明的东西,不管这个东西多么复杂,无论是微积分还是核技术。可是如果要让中国人发明这些东西,则是太难了。因为这需要艰苦的思维,学习不过是一种时间的堆积,甚至是一种体力活而已。跟动脑比起来,体力活实际上要轻松得多。

中国人也会说,“一尺之竿,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我们知道,极限,这个概念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创造出来的,可是我们只会说万世不竭,但是不会往下挖掘,事情到此为止,永远完不成最后的这个飞跃,提不出极限这个科学严谨的概念。我们很不善于,或者根本想不到,为了想清楚事情,先要定义一些概念,作为推理的基础,而是永远都是在那里比喻,对照,讲故事。这给讨论,教授造成很大的困难。

比如,中医,就是这样,他的阴阳五行,就没有个确定的说法,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完全凭揣摩和体会去学习,医病。我们还忽视甚至没有形式逻辑,没有思维问题的一个一般的路径,简直就是在胡思乱想。比如老子讲,世界的本质是“无”。他故弄玄虚的讲了一大通,后来的学者也继续云里雾里解释。其实,如果用几个基本的概念和形式逻辑,则简单至极。一个东西的外延越大,它的内涵就越小。如果把整个世界,全部宇宙作为考虑的对象,外延是最大的,那么它就毫无内涵了,也就是“无”了。这就是概念和形式逻辑的力量。我们没有这个,所以,妨碍了思维的展开和进步。

问题是,永远都是在那里进行量变,质的飞跃这个临门一脚总是不出现。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飞跃,这个最后的一步,恰恰是最难的,也是最有意义的,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思维水平的。虽然量变也许是质变的准备,可是只是进行量变,不付出艰苦的思考,量变到永远也还是量变。这个质变,需要多么大的勇气阿!可能我们只是善于学习,也就是只善于量变,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顶多跟随别人,亦步亦趋,却不会开创新的世界。

我们总是强调勤奋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打基础的必要性,却从来不鼓励独立思考,我们喜欢异口同声,从不鼓励发出不同声音,我们强调学习和尊重权威,而不鼓励甚至压制对经典的批判和挑战。可是,打基础也好,勤奋学习也罢,无非是进行量变的累积。中国从来不缺乏皓首穷经、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但是他们不是科学家,不是发明家,不是思想家,后者也许不需要有多少学问,因为过去的学问,可能恰恰成为发明的累赘和羁绊,可是发明家和科学家却必须善于创造,善于拓新,善于飞跃。我们缺乏的,恰恰是思想活跃,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者。

第三, 实用主义的价值观

我这里说的实用主义,当然不是哲学上的那个实用主义。而是说咱们中国人碰到一门新学问或者新技术,往往从工具理性的态度和角度出发,首先要问的便是,它有什么用?而且,这个“有用”的意思,还是当下就有用,马上就可以见到实际的价值,而不是将来有用或者永远有用。这就造成了我们思维深度的严重不够。看看我们曾经的那几项发明,火药也好,指南针也好,印刷术、造纸术也不例外,都是有了初步的发明后,就不再继续改进,因为已经够用了。现在喜欢学经济学专业的人,学金融的,学计算机的人太多了,而喜欢学习历史学,学习语言学的人则太少了,也是因为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作祟。

火药的发明大概主要是为了放鞭炮,敬鬼神,要知道,孔子十分重礼,这是尊卑的形式表现,他为中国人制定了繁琐的婚丧祭祀的礼仪规矩,敬天地、敬鬼神更是普通老百姓最看重的大事,火药的发明,鞭炮的使用,让敬鬼神活动更热闹更好看,所以火药是有用的。有一种说法是,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跟后来战争中所使用的火药是两码事,此火药非彼火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我们的火药主要就是敬鬼神用了。指南针,倒是发明出来了,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主要还是用来算命、看风水,至于把它进一步改进,用于航海,那就不是我们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对于土地太过热爱,而皇帝们,例如明太祖,更是想尽一切方法,严禁人民下海,把人们牢牢固着在土地上,便于统治。所以航海、造大船,本来可以把指南针改进,发明航海仪器的任务,就只有交给外国人来完成了。因为,对我们来说,除了看风水,指南针根本就没有比的用处了。

更典型是农民用的生产工具,比如锄头,已经几千年了,除了样子稍微变化了一点,没有任何其它实质性改进。因为,在我们看来,这已经够了,够用了。再深入下去,搞出什么更深刻的东西来,又有什么用呢?而科学,纯粹的科学原理,确乎就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微积分、几何学、虚数、相对论、化学方程式、DNA,好像对促进当下利益,几无任何作用。可是,如果没有这些科学原理,就不能想象世界会进化成今天这个样子。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如果没有病毒学的出现,就不可能攻克和预防多数的疾病。

科学的原理就是这样,它离开生活好像很远,它是纯粹形式上的,是形而上的东西。也就是说什么用也没有,可是咱们中国人却是很实际的一群,弄这些啥用没有的东西干什么呢,不是显得可笑吗!所以,我们的不多的几项发明,全都是技术发明,都用实用性,而没有任何科学发明。无论数学、物理学,还是化学、生物学,都没有中国人的贡献,因为这些东西跟实际生活没有什么关联。

第四, 心灵不自由

科学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几乎完全就是一种个人的思想活动。必须允许个人自由思想,才会有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因此,科学家需要自由的空间和灵魂,个人只有在心灵完全自由,毫无羁绊的环境下,才能够集中精力思考,才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他们的心灵应该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完全醉心于科学事业,在科学的世界里徜徉流连,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就像法布尔,如果不是出于纯粹的兴趣,如果不是拥有自由的心灵,就不能写出《昆虫记》。

古希腊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光芒四射,马克思就说,希腊人是成熟的儿童。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的。希腊人开创了大多数科学领域的研究。可是在中世纪特别是前五百年的大黑暗时期,包括希腊人在内的欧洲人,几乎没有任何发明或者重大发现。不是说希腊人或者欧洲人变得愚笨了,而是中世纪的灭绝人性的社会制度扼杀了人的灵性,人失去了心灵和思想的自由,人们只能按照宗教的教义去生活,进行科学研究,很可能就是在亵渎神灵,制度不允许人们自由思想,人们也不敢自由思想,灵魂被窒息了。

文艺复兴之后,光明重临欧洲。文艺复兴,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文化和艺术的复兴,而同时也是科学的复兴,更是人性的复苏。但是,文艺复兴的确是先导。你看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无论是以圣经为题材的裸体绘画,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还是莎士比亚弘扬人性的喜剧,无一不是在张扬人性,他们告诉人们,人有世俗的欲望,这很正常,本来不是什么罪恶,而是做人的权利和自由。文艺复兴,复苏了人们的灵魂,人又可以不受约束的自由思想了。研究科学,不用再害怕得罪神灵,更不会像布鲁诺那样被活活烧死了。所以,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的科学也迅速复兴,并取得惊人的进步。你看达芬奇,这个科学天才,他是一边解剖着人体,一边画蒙娜丽莎的,这是一幅怎样的心灵自由歌唱的图画。

过去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何曾有过心灵和思考的自由。他们有着太多的约束和禁忌。这些约束和禁忌,一方面来自道德和伦理观念,比如你要像达芬奇那样解剖人体,那可是大不敬,因为人体发肤,受之父母,岂可擅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政治压力。我们说过,中国的知识分子,全是官僚。官僚的第一要义,在于忠君,然后就是自保和升迁。官场险恶,波橘云诡,战战兢兢还应付不来,岂敢分心。怎么能有心思去思考科学的事情?科学的东西,都是新的发现,新的说法,这些说法,与皇权,与圣人之言,与经典的提法,很可能相互冲突,这可是犯大忌的。比如科学说,天不是圆的,地也不是方的,与天圆地方的理念就有冲突。比如,科学说,世界是无限的,不但皇帝治下的华夏国家不是世界的中心,连地球也远不是宇宙的中心。再比如,人死后是没有灵魂,也没有鬼,既没有龙,也没有凤,那皇帝一定是龙颜大怒。

有些华裔学者,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做出什么成就,去了国外,就很有成就,甚至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主要原因,恐怕得从我们的制度层面进行反思。

第五, 市场经济的不展开

相信个人的自发的力量,是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而中国人的传统,是强调集体的有意识的力量,排斥打击个人自发的活动。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其实,那时从下游看,如果到了长江黄河的上游,到了发源地,你就会体会到,恰恰相反,是小河有水大河满,小河没水大河干。不可小觑个人的力量。

中国的市场作用的空间是很小的。有人说,明朝的后期,我们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是一个很随意的说法。资本主义的出现需要从政治、经济到法律的一系列规则,需要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制,这些在那个时候不可能有。有人喜欢说《清明上河图》,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市场是多么繁荣,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上面的买卖,多是官家开的。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家,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的不二法门。

市场的不展开和发明创造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市场会造成对科学的需求,可以极大的促进发明。市场展开之后,商事活动频繁,商人们到处寻找挣钱的机会。对于交通、通讯、信息、安全的需要就大大增加了,这种需求就会引起发明的出现或者技术的改进。

市场能够促进发明的另外的原因,是企业可以资助研究,为研究者提供科研经费。现代发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需要大量实验经费。企业可以出资,建立自己的研究机构,或者把自己的需要委托给其他研究机构,由企业提供研究经费或者报酬。美国电报电话公司、贝尔实验室、微软研究院,都是成功的例子。

从古至今,我们的科学研究力量集中于国家专门研究单位,由政府出资养活这些研究人员。不是说由国家出资就必然无效,就没有科学发明。但是必须承认,政府确定的研究目标,往往不如企业设定的目标那么明确,因为企业对于市场的需求认识的更清楚,制定的目标更有价值。对国家资助的科研经费的约束,没有企业资助来的那么硬性,其效果也要差得多。当科学家被养起来以后,科学家们就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研究的成果的先进性和创造性如何,就由他们自己说了算,没有一个外部的制约和检验机制。所以,他们没有了创造的压力,也就没有了不断出创造性成果的动力。

以上就是我认为的中国人不再有发明的基本原因,改变这些缺陷,需要很长时间,可是我们可能等不起那么久,因此,我们必须打起精神,做脱胎换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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